改革开放的第二年，褚时健担任了玉溪卷烟厂的厂长，从此踏上了他人生的辉煌期，18年间他为国家贡献的利税至少有1400亿，但其个人总收为80万元。大的失衡下，他悄悄向国家伸了手，在59岁这个特殊的时候带着无期徒刑的判决离开。“过不掩功，功不抵过”，这是中纪委对褚时健的一案的评价。毋庸讳言：褚时健案尖锐地呈现了一个当时已经显露的难题

褚时健，他是我们最令人反思的“中国烟王”。

余振东，他是中国涉案金额最多的外逃贪官。

丛福奎，他是中国最迷信的“老佛爷”。

克杰在位时“一手遮天”，此案还牵连十余名厅级官，贪官几可以“窝”论处，震惊全国，被称为“广西现象”。2000年7月，成克杰因受贿罪被判处死刑，同年9月被执行死刑。成克杰的判决，颠覆了封建沿袭几千年的“刑不上大夫”的观念。

曾锦春，他是中国最滥用“两规”谋私的纪委书记。

从“政治暴发”到“经济暴发”，李真仅用了7年的时间。他的“能耐”在于，在当河北省委主要领导的秘书时狐假虎威，大肆伸手敛财，被称为“河北第一秘书”。月，李真被执行死刑。从他身上影射的秘书现象，引起了各级领导干和纪检机关的度重视。领导应该怎样好“身边人”？这是预防形形色色职务犯罪中必须思考的问题。

余振东暴露金系统监的苍白无力。他的落网，对那些潜逃国外的贪们无疑是大的震慑，它预示着这些犯罪分赖以栖身的“最后避风港”已不安全。

涉案金额达40亿！余振东创下了贪官涉案金额之最。时任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的余振东通过购买房地产，炒卖外汇，赌场挥霍等，将大分资金转移海外，自己也随即仓惶逃，以为至此万事大吉。岂料在国际刑警组织发红色通缉令后仅一年的时间，他就在洛杉矶被方执法人员拘押，并在2004年被驱逐境并押送至中国。这是我国签署《联合国反**公约》及《中关于刑事司法协助协定》后，首名被押解回国的外逃贪官。

一位手握重权的河北省副省长，摇身一变成了求神拜佛的“老佛爷”，演绎了一全新的**版本。丛福奎不仅在佛教界有师父、有法号，供养起寺庙来更是一掷千金，甚至在被两规后仍大谈佛法，俨然一名虔诚的佛教弟。然而，信佛对于丛福奎来说除了寄望个人命运外，还有更重要的利用价值，就是借佛敛财、倚佛洗钱。利用这方式，千万余元的“善款”就这样从私企老板的袋流向了丛福奎的荷包。2003年6月，丛福奎以受贿罪被判处死缓。丛福奎的倒下，给我党干的信仰问题敲响了警钟。

李真，他是中国的“第一秘书”。

在郴州，作为与煤矿行业完全无关的市纪委书记，曾锦春的绰号却是“曾矿长”——他独揽了全市矿权的审批。他的总家产达6000多万元，这些钱财来自为行贿的私营矿主办理采矿证、争夺矿山资源，助违法人员甚至黑帮目干预司法等等。曾锦春手中的王牌是纪委的“两规”权。在郴州，不论你是否党员、干，一旦得罪了曾，很可能就有“两规”之虞。曾锦春曾被上级调查过三次，最后都不了了之，人称“三不倒书记”，但最终法网难逃。曾锦春的落让我们反思：怎样防止官员权力的恶性膨胀？谁来监督监督者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