但这冲突毕竟没办法给全抹掉。一方面，君主的统治是仿照父权建立起来的，把父权否认光了，君权何所依傍？另一方面，个人生活，家关系，都是如此大的事实，怎能视而不见？所以赵苞的境，依然没有一两全的路。刘说“幸分我一杯羹”，在汉代给捧为“不以父命废王命”但刘是皇帝，赵苞不是，怎么敢那么说？

私情而坏了忠义。为了保卫国家，我万死不辞！”

忠孝冲突，揪扯了好几千年。孝，以及与之对应的宗法结构，是古代唯一能平衡中央集权的东西，但当君权越来越大“忠”越来越被调时，与之颉颃的“孝”，也越来越添些可怕的内容，――割大来给父母治病，这样的人，到唐代已至少有三十多位，到后世则更有刺心截、剔肝抠等等，十分恐怖。为什么会走到这样的极端？

这个问题是曹丕提来的。程颐肯定知这个命题，但没有回答过。

类似的难题经常生，尽不都如赵苞的境那样极端。君权与父权，忠与孝，家与国，难是天生的冤家？楚国直躬的父亲偷别人的羊，直躬去告。孔认为这样不是正直，而“父为隐，为父隐”，才算正直。调君权的韩非不同意孔，他还看到了孝与忠的不可调和，说“君之直臣，父之暴也”，而“父之孝，君之背臣也”后世则有人说，在家为慈父孝，在国必为贪官污吏，――你把公家的东西都搬到家里来，算不算一孝顺呢？该怎样协调这些关系？

在汉代，忠孝问题的意义与在今天很不同。今天的读者或许会要联想到“恐怖主义”或“民族大义”之类，但这两样，在那时都不存在。而重要的，是母亲被劫一事。古代“孝”在价值观中的地位数一数二，陷父母于危境，甚至死亡，是不能考虑的事情。

秦汉以后，天平越来越往君权的方向倾斜。“忠”的概念生了变化。以前“忠”的意义广泛，后来只指对皇帝及其家族的忠诚；以前是君使臣以礼、臣事君以忠，包双方的义务关系，后来变成单向的“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”孝呢？汉人编了一本《孝经》，在里面，什么都成了孝“孝者所以事君也”“事君不忠，非孝也”――这本书应该叫《忠经》才对。同样是汉人编的《礼记》，讲打仗不勇敢就是不孝。打仗勇敢固然很好，但这和孝有什么关系？――这是汉人在设法模糊忠与孝的冲突。

赵苞回乡办完丧事，对乡亲们说：“吃俸禄的官员如果因为私利而逃避职守不算忠，牺牲母亲而保全忠义节不算孝。在忠孝不能两全的情况下，母亲为我而死，我到非常惭愧，还有什么面目活在人间呢？”不几天，赵苞呕血而死。

孝赵苞胜利回师。他将母亲、妻的尸装殓在棺柩里，泣血祭奠，之后向朝廷上奏本章，乞求允准自己护送母妻棺柩归葬故里祖坟。汉灵帝派使臣前来吊唁，并下圣旨封赵苞为隃侯（隃，音隃，地名，在今清河附近）。

那位脖上架满利刃的汉族母亲大声回喊：“威豪（赵苞的字）！每个人有自已的命运。不能因为母私情而坏了忠义节。你努力吧！”母亲话音刚落，赵苞就下令攻。鲜卑酋长原以为赵苞这个孝会为了使母亲活命而投降的，没有打仗的准备。经赵苞率军冲杀，鲜卑人阵脚顿时大，残兵败将一路退到燕山以北。鲜卑酋长在溃逃的路上，杀了赵苞的母亲和妻。

在秋时代，家是于国的。著名的仲，一打仗就当逃兵，这样的行为也能得到原谅，因为，鲍叔牙的解释，仲不是胆怯，而是家有老母。伍胥过昭关，借吴兵以伐父母之，来报私仇，当时的人觉得他是正当的，司迁还赞扬他“弃小义，雪大耻，名垂于后世”

宋代的哲学家程颐，给赵苞了个主意，说他可以先辞掉辽西太守，再以私人份去鲜卑人那里赎回母亲。这个主意在实际中全不可行，而且也没有到问题的实质。――不妨看另一个更鲜明的命题：假设君王与父亲都得了一重病，而只有一药，只能救一人，那么，该救谁呢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