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个人见面，向军发现陈四宝手上多了一个行——老大的一块砖，黑的。向军没有问，但睛却盯着。陈四宝得意，当面演示，拉一天线，了几个数字，然后对着它说起了广东话，像是给手下的人发指令。

“算是吧，”陈四宝说“但比对讲机好，跟坐机电话连通的，想打哪里就打哪里。香港人它叫‘大哥大’，我看就是一个无线电话。”

等贷款下来之后，柯正勇后悔了。他觉向军当初给他的太少了，因为这个相当于白送给向军南都红楼，在经历补缴差价改变土地用途等一系列手续之后，竟然被评估几个亿的价值，而向军给他的总共不到一个零。既然如此，柯正勇想，我让儿国什么？当初还不如不让儿国，让他注册一个公司，把这个度假村“理”给算了。不过，后悔没有用，只怪自己老不开窍。可柯正勇没有想到“开窍”是一与生俱来的能力，也是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差异，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期，是不是及时“开窍”是决定一个人能不能瓜分更多社会财富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。即便当初柯正勇的儿没有国，而是自己注册了一家公司，并且柯正勇大着胆把这个度假村给了自己的儿，他儿就一定能让“野猪林”成为今天的“南都红楼”吗？几乎可以肯定地说，不会。至于向军后来利用这个“南都红楼”玩了一个更大的超级大谋，则更是柯正勇梦也没有想到的。

向军提增加“顾问费”柯正勇摇，说不是费用问题，而确实是他的能力有限，既然你愿意钱，不如另找其他人想想办法。

两个几百万也是死，总不能枪毙两次吧，所以，不能白帮忙，这次不用向军“孝敬”柯正勇自己就开了条件——事成之后，直接把“特别顾问费”打到他儿在国外的帐上。

陈四宝得意地着键，不一会儿，通了。他不说话，手臂一伸，直接把“大哥大”递给向军，然后故意把脸背过去，烟，免得向军怀疑他作弊。

事先，向军给陈四宝打过电话，说他要过来。陈四宝说好啊，一个人不成宴，我好长时间没有上伊丽莎白公主号了。向军说算了，这次就不上去了。陈四宝问为什么？是不是带着你那个吕凡凡一起过来？向军笑了，说不是。陈四宝说那是为什么呀？向军说忙。陈四宝说忙个，忙你还来香港，来香港不就是为了潇洒的嘛。向军笑笑，说不是，上次我就对你讲过，我要来香港发展，还打算和你一起，这不，真来了。陈四宝听向军不是开玩笑，就认真了一些，问他什么生意？向军又笑了笑，说合法生意。陈四宝说我知是合法生意，像你这样上着红帽、家里藏着绿票的“红商人”不需要违法生意。向军再次笑笑，说一言两语讲不清楚，来了当面说吧。陈四宝说好，我等着你。

向军觉到柯正勇对他有情绪了，不能得太急，了让步，先把“南都红楼”办在天安公司名下，实现合法化，然后再过到他弟弟当法定代表人的天佑实业公司名下。虽然这样不仅耽误时间，而且增加费用，但也只能这样。等一切办妥当之后，向银行贷款的事情反而简单了，因为银行向来就是势利，帮富不帮穷，行长跟着向军到“南都红楼”温泉里面一泡，浑了，既然有现成的手续合法的度假村抵押，吗不贷？

向军接过来一听，果然是周柏林“喂、喂、喂”的声音，但一时间他竟想不起来对周柏林说什么，于是把“大哥大”还给陈四宝，让他重打一个。

“能打国内吗？”向军又问。

虽说没问题了，但是在后来的实际作当中还是现了问题。问题在向军并没有把“南都红楼”的产权办在天安公司名下，而是另外成立一家公司，天佑实业，并且这家新公司天佑实业的法定代表人不是向军，而是他弟弟。这无疑又给柯正勇的工作增添了难度。因为如果直接办在天安公司的名下，柯正勇还可以打华安牌，利用“华安”这个吓人的名字开路，工作好许多，现在突然冒一个不知名的所谓“天佑实业有限责任公司”让柯正勇把度假村办在这样一个私人企业名下，工作难度和事后风险都增大了许多。

向军似乎不信，让他打一个南都的电话试试。

“对讲机？”向军问。

这次是陈四宝教向军怎么关怎么开怎么打，教完，不用陈四宝躲了，

陈四宝问他打哪里。向军本来想说你就打给我吧，但想到此时他人在香港，自然不能跑回南都听电话，于是让陈四宝打给周柏林，报了周柏林的电话号码。

向军再次去香港。这次不是陈四宝请他去排场的，而是他主动过去的，目的是实施他的两地寻呼联网计划。

“没问题。”向军说“绝对没问题。一切老首长的指示办。”

“国都能打。”陈四宝说。